因为背景是家乡的黑土地，所以去看了.
记忆中美丽熟悉的冰天雪地，用我没见过的俯拍角度表现出来，很新鲜.
但那里也有短暂却令人无比舒适的春夏.
影片过度强调东北天寒地冻的一面，猜想由于拍摄周期很短，故事的发展集中在十几天的时间里，因此难免让人觉得在主创心中黑龙江只是荒凉苦寒之地，对于黑土地上质朴、单纯、好说大话、懒散、乐天幽默的东北人，几乎没有太多的展现.
这无疑是令人非常失望的.
党建片的主题让人有些摸不到头脑，影片主旨与建设国家、带领人民致富的纲领之间隔着杀死多少脑细胞也想不明白的距离.
救赎与共产主义事业之间的关系太牵强.
知青下乡的日子里，他们每日从事的活动，影片只是用很含糊不清的巡逻、晚上就寝、举报听国外广播一些碎片化、听来的知青生活拼凑.
影片展现的是一个高度符号化的北大荒.
三颗星全是给家乡美景.
难得一部韩国爱情片能拍得这么简单克制又轻松小巧，虽然戏剧化的成分也不少，不过整体可信度和完成度都不错，简直给近年那些前任片打了一记重重的耳光.
一个极致的屌丝（一事无成游手好闲却又极具女人缘），一个极致的剩女（内心缺爱却又时刻对周围白眼相待），一场为了还钱而展开的借钱之旅，不得不承认两位演员选片的眼光还是很毒，生活化的情节和台词其实对演技考验相当之大，在这种电影里，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和一句漫不经心的台词所产生的效果可能要大大好过于剧本上事先准备的内容（演员间那些让人突然噗嗤一笑的动作和台词很可能就属于这种）. 后劲又丝毫不亚于那批可劲煽情的片子，更难得的是还有大量情感上的留白，结尾也极好. 不得不说，全度妍可真是和韩国一线男演员都合作了个遍，崔宋薛黄李河…全被收入履历中，其实嘛，演戏还是要挑对手的. 弗里达·卡罗弗里达·卡罗弗里达1907年生于墨西哥城南部的科约阿坎（Coyoacan）街区，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 她父亲是一位有匈牙利犹太血统的摄影师，生于德国，家族来自罗马尼亚的奥拉迪亚（Oradea，二战前是匈牙利属地）；母亲则是西班牙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后裔. 她的一生长时间受到身体损伤的侵害. 6岁时就得小儿麻痹，从此成了瘸子. 然而，少年时期的弗里达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子，这也使得她父亲特别钟爱于她. 父亲对于她的教育有着开明的理念，1922年时将她送进Preparatoria就读，这是一所墨西哥最好的预备学校，当时才刚刚开始招收女生，弗里达就是2000名男生和35位女生的其中之一. 也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弗里达认识了她将来的丈夫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他是墨西哥壁画运动三杰之一，当时刚从法国回来，受托在此做壁画. 弗里达深深被他吸引了，由于不知道如何面对突然降临于她的感情，她就戏弄他，和他开玩笑，并试图激起画家妻子的嫉妒. 1925年，弗里达经历了一生最大的一次事故，这件事改变了她的命运. 9月17日，弗里达乘坐的巴士与一辆电车相撞，她的脊椎被折成三段，颈椎碎裂，右腿严重骨折，一只脚也被压碎. 一根金属扶手穿进她的腹部，直穿透她的阴部. 这次事故使她丧失了生育能力，并且一生都要与铭心的痛苦为伴，尽管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能正视这一切. 她后来以典型的黑色幽默方式描绘这次使她失去了生育能力的事故：“让我失去了童贞”. 多年以后，她当年的男朋友回忆起来仍是不寒而栗：“剧烈的冲撞撕开了她的衣服. 车上有人带着一包金粉……那金粉撒满了她血淋淋的身体. ”整整一个月，她浑身打满了石膏，躺在一个棺材一样的盒子里，没有人会相信她会活下来. 1926年在病愈过程中她画了第一张自画像，从此她开始以绘画记录自己和生活与情感. 弗里达·卡罗弗里达·卡罗1928年弗里达再次遇到婚姻刚刚破裂的里维拉. 他们发现除了相同的政治观点外（此时他们是共产主义的积极支持者），两个人还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于是在1929年8月正式结婚. 弗里达后来说：“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意外的致命打击，一次是撞倒我的街车，一次就是遇到里维拉. ”由于墨西哥的政治气候对于左翼同情者来说逐渐恶化，许多壁画项目被迫停止，1930年，里维拉夫妇来到美国，先到旧金山，然后又到纽约举办由当代艺术博物馆组织的里维拉回顾展. 在这一时期，弗里达仅被看作一位伟大画家的迷人陪衬，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 1932年，里维拉受托为底特律博物馆创作壁画，而在此期间弗里达流产了. 休养中弗里达画了《底特律的流产》，首张真实而敏锐的自画像. 她从此发展出来的风格完全不同于她的丈夫，主要从墨西哥民间艺术以及小型祭坛画中汲取营养，而里维拉对此表示理解和尊敬. 自此弗里达着手于一系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艺术形式的创作，它们庄严地表现着女性真实、现实、残忍、苦楚的品质. 以前还从来没有人像弗里达一样将如此痛楚的诗歌写在油画的画布上. 她至少经历了32次大小手术. 她有整整一年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 在此期间，她就穿着由皮革、石膏和钢丝做成的支撑脊椎的胸衣. 生命暗淡到极处时，她从自己的艺术创作中找到了安慰. 她写道：“我的画是对我自己最坦白的表达. ”1936年，她画了一幅自己家族的油画，她的祖父母浑身佩带着大像章飘于云彩之中，她自己则出现在三个地方：一个还是个受精卵，一个是系在她妈妈白色镶边结婚礼服的腰带上的胎儿，还有一个是小孩，手拿一条绳子，把一家7口紧紧系在一起. 她的画几乎都是自画像，她说：“因为我经常孤独一人，所以我作自画像，因为我自己最了解我本人，所以我作自画像. ”是绘画把她的灾难变成了戏剧，这成为她典型的自我意像——痛苦的哭喊和对关注的渴望. 而在现实生活中，她总是竭力为她的朋友们营造出轻松愉快的氛围.
